■竺彩华
201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在这一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外贸承受了史无前例的外部压力。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尽管内有经济转型压力，外有保护主义逆风，但中国外贸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巨轮，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外贸运行总体平稳 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019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4%。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贸易顺差2.6万亿元，扩大34.9%。服务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收窄。前三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02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其中，出口14208.4亿元，增长9.4%;进口26019.6亿元，微降0.2%;服务贸易逆差11811.1亿元，同比下降9.8%。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9.6%，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托底作用。
最近几年，由于国内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外贸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较大压力。中美贸易摩擦无疑让中国外贸企业雪上加霜。2019年，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全球贸易投资陷于低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次降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于外部需求疲软，再加上美国加征关税导致的成本分担，中国外贸面临失速风险。在内外复杂挑战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能从整体上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既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各项“稳外贸”政策措施的及时出台和有效落地。“稳外贸”的关键在于降成本。
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争取更多发展空间，提升外贸发展能力。2019年减税降费主要涉及个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增值税改革、社保降费新政等。这些“大礼包”大大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向高端产业进发，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成本。为了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不断接轨，降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各种制度性成本，相关改革和开放举措密集出台，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出台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制度，扩大自贸试验区的试点范围和加大试验力度，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实施国民待遇等。10月23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地方版优化营商环境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上述举措为激发企业内生活力和创造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我国也努力通过国际合作降低企业在国外面临的制度性成本。例如，通过深化国际大通关机制化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关合作，支持中欧班列发展，扩大与有关国家海关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既可以给企业带来各种便利，又可以大大降低通关成本。
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比去年大幅提升了15个位次，连续两年位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排名前十，也是东亚太平洋地区落实监管改革最多的经济体。其中，我国跨境贸易指标国际排名由第65位上升至第56位，首次超越日本在该项目上的排名。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外贸赖以发展的国内外经济基础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长期依赖低要素价格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在逐渐丧失，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正在取代我国在低端产业获得的竞争优势。因此，从生产成本角度考量，我国外贸的产业竞争优势必须从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价值链环节向高技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环节转型升级，外贸产品必须从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资本、技术、服务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带动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贸易将由货物贸易主导转向数字(尤其服务)贸易主导。在这一趋势下，外贸发展动力也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成本、价格优势转向创新驱动的综合竞争优势，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将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从连续几年的数据观察，我国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方面已经颇有成效。尤其是最近几年，通过激发贸易主体创新活力，我国外贸正在顺利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具体表现在贸易方式、贸易主体、贸易产业的结构性转型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发展上。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1999年，我国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比重约为40%。今年前11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历史新高的59.2%，比去年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为58%，一般贸易进口比重为60.6%。同期，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比重已降至25%。贸易方式往往代表一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衡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比重提高，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已经逐渐从数量和规模增长向高质量、高技术方向发展，自主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民营主体焕发活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外贸的第一大主体。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占全国外贸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58.87%。今年前11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已降至40.2%。相反，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已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2.12万亿元，增长10.4%，占我国外贸总额的42.5%，比去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万亿元，增长12.4%，占全国出口比重的51.4%;进口4.12万亿元，增长6.5%，占全国进口比重的31.8%。民营企业外贸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成效的体现。
外贸产业“腾笼换鸟”。在对外贸易增速整体趋缓的背景下，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货物和服务出口增势强劲，体现了我国外贸的强劲韧性。在货物贸易领域，集成电路、光伏、通信、电力、医疗器械等出口均快于平均水平，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超1.5倍。在服务贸易领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强劲。1-9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1%，高于服务贸易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34.1%，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增速分别为27.3%、19.7%和16.9%。
新动能层出不穷。2018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9.1万亿元，占全球交易总额超过40%。2019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仍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据艾媒咨询预计，全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到10.8万亿元。同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大大降低了外贸门槛，激发了中小微企业的外贸动能。二手车批量出口、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等新举措的推出也为外贸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内外市场不断拓展 一带一路建设功不可没
我国外贸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于外贸结构和动能的调整，也在于对内外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多元化拓展。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依存度高达65%，为历史最高点，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彼时，美欧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美欧出口占内地总出口比重的43%。如果把经香港的转口贸易也包括在内，那么我国对美欧市场出口的依赖度高达59%。显然，过于依赖美欧市场导致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急剧上升，不仅美欧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而且我国与美欧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如今，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外部市场更加多元。
外部市场的重要性持续下降。自2006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下降。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一步降至不到33%，其中出口依存度降至不到18%。据麦肯锡计算，全球贸易仍在增长，但贸易强度(即全球跨境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28.1%降至2017年的22.5%，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商品。因此，今天我国对外部市场波动的承受能力得到了提升。
市场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据商务部统计，目前我国有230多个贸易伙伴，是130个贸易伙伴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61个贸易伙伴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尤其今年在与美国贸易出现大幅下跌(前11个月下跌11.1%)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然稳健，其中新兴市场贡献最大。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提供了条件，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前11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98万亿元，增长12.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东盟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达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9.3%，提升2个百分点。
总体来说，通过政策托底、动能转换和市场拓展，2019年中国外贸有惊无险。展望来年，尽管仍面临内外挑战，但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政策面和创新面，相信中国外贸将不断培育新优势，继续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副所长、教授)